“出柜”是指同志在公众场合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本文所指的“出柜”仅指在非同志的公众场合“献身”，而圈内人士之间的“现形”则不能称之为“出柜”）。“出柜”这个词对同志生活的现状做了绝好的诠释。对于同志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就像柜中人一样，周旋与大众之间，而只有晚上或者白天的少许时间，他们才战战兢兢地走出“柜子”，现出原形，过着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虽然同在蓝天下，我们却很少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一位王姓同志感言道。“其实我们也想‘出柜’，谁想天天过着隐形的生活呀？可现实的社会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家在乌市的王晓（化名）道出了同志鲜于出柜的理由。笔者在乌市及附近的几个城市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等方式对100名男性同志做了调查，其中只有2位走出了自己长期生活的“柜子”。然而，他们出柜的结果并不令人乐观。克拉玛依的潇潇（化名）为了与自己相爱的同志在一起，于年前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告诉了父母，结局是他的父母将他驱逐出来，每月只给他几百元的生活费。离开家已经半年了，潇潇始终没有勇气再回到那个曾经让他温暖无比的家，他知道，虽然他的父亲已经谅解了他，但他的母亲却久久不愿对他敞开接受的怀抱。当笔者问起潇潇“出柜”的选择是否后悔时，他只是无奈的点点头。乌市的刘峪海（化名）比潇潇幸运，他的父母接受了他的性倾向，可是却对他做出了约法三章：“每周只能与男友见一次面，见面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不能将男友带回家来，不能与男友用家里的电话联系；决不能与男友有生理接触，一旦发现，将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对于一对相爱的人来说这样的条例实在是有些残忍。虽然这样，小海还是感到很高兴，至少他们每周还能见一次面，平时还能用短信保持联系。小海很理解父母的做法，他说这也让他与男友之间更加珍惜这弥足珍贵的爱情。乐观的是，经过一年的观察，小海的父母对他的监管有所放松了，小海还将他的男友带回家过一次。不过，那是他趁父亲不在，让男友装扮成修理工才成功的。望着小海得意的脸庞，笔者的心不知是该笑还是该流泪。

面对“隐形”的痛苦与“出柜”的艰难，许多同志只能怀着矛盾的心情度日如年。“如果不会遭遇歧视，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公开自己喜欢的对象？如果不是担心父母，谁会编造那么多谎话，隐瞒得那么辛苦？”这大概是多数同志难以走出“柜子”的主要缘由。然而除了社会的压力和来自家庭的束缚外，还有一股力量削弱着同志“出柜”的勇气。近来，以同性恋为对象的敲诈、勒索案件时常可以见于报端。柜中生活虽痛苦，但和身份公开后可能受到的嘲讽、歧视乃至敲诈、迫害，许多同志宁可选择“隐形”。西北某高校一学生就曾经因为自己很C而暗遭老师的黑手。他说他的班主任曾经在班里公开叫嚣“同性恋是变态！”并承诺：“一旦发现谁是同性恋或有同性恋倾向，将会‘享受’老师的特殊照顾。”目前这位学生正考虑转学。

同性恋者不仅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性倾向，即使是去同志酒吧、公园、浴室抑或是在网络寻找“同类”，也常使用假名。就算是在异地与自己爱恋的人相见，他们也会谨慎了再谨慎，因为他们害怕被同事或朋友偶见。而一些歹徒也洞悉到了同性恋者不愿甚至害怕曝露身份的心态，伪装成同性恋者与其交往，随后以揭穿其身份为要挟，索取钱财。还有一些发生在圈内的事，也使同志对“出柜”的希望感到更加渺茫。部分同志在与网友见面后，往往会因价钱问题，或对自己的网友感到不满意而要挟甚至是威胁对方，使本来就艰难的同志生存环境雪上加霜。阿克苏的杨洋（化名）在六一前向男友提出了分手，两人并发生了争执，孰料，他的男友一气之下将他的身份以匿名的形式告诉了杨洋父母所在单位的领导以及杨洋的亲属。一场战争很快就在杨洋的家里爆发了。在杨洋父母的眼里同性恋就是淫乱、伤风败俗的代名词，在感情上，这些接受过传统思想教育的老一辈们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对男同性恋者的父母来说，他们对同性恋的容忍度几乎为零。因为他们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厚望，他们要靠儿子传宗接待，维持家里的香火。如果家里只有一棵独苗，而这棵独苗又“不争气”地恰恰是同志，那这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无疑是“五雷轰顶”。现在杨洋只身来到了乌市，他说他已经不敢再“出柜”了，即使在圈子里，他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

作为一个同性恋工作者，我真心希望类似杨洋这样的同志能生活得幸福、愉快，我也憧憬着有更多的同志能有勇气走出“柜子”。然而，我也奉劝那些还没有“出柜”或正打算“出柜”的同志们不要盲目地“出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还不太成熟的环境里，选择“出柜”更要多加考虑，因为有的时候，你选择了“出柜”可能就意味着你选择了终身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