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医学临床来看，同性恋一般分为真性同性恋（素质型同性恋）、兼性同性恋（多为双性恋）和假性同性恋（境遇型同性恋、偶然型同性恋、代偿型同性恋）。真性同性恋，不仅把性爱和满足性欲的对象指向同性个体，而且对异性毫无性兴趣，甚至有些厌恶感，只有同性个体才能激发其性兴趣和性兴奋；兼性同性恋实际上多是双性爱，对两性个体均有性爱的意思，只是各自倾重的程度不同；假性同性恋多为境遇型的或偶然型的，其对同性恋者的爱恋同一定的环境条件因素相联系，当环境条件改变或其性心理改变时，其同性恋行为常会自行终止，而被异性恋取代。假性同性恋多是在缺乏异性接触条件，受同性恋环境条件影响的军营、海轮、监狱、修道院、男女分开的学校等两性分离的环境中，即无异性对象选择的情况下发生的[1]。女犯监狱中不排除三种类型的同性恋都有，鉴于真性同性恋和兼性同性恋主要产生于社会之中，本文试就目前女犯监狱环境下，以假性同性恋为主的同性恋的现状及产生原因作探索性的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一、       女犯同性恋现状探析

    监狱中的同性恋现象一直存在，而且给监管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为此，各国监狱纷纷想办法，比如牙买加政府曾经给狱内犯人发放安全套，纽约雷克斯岛监狱设立同性恋囚室，以保护因同性恋而受到其它囚犯虐待的部分囚犯， 2002年12月18日，泰国监狱管理局宣布，即将展开男女混合监禁试验，目的是控制正在本国监狱内日益泛滥的同性恋现象，等等。在中国，对狱内同性恋的态度一直不是很明朗，仅有的官方信息就是2004年5月1日施行的《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删去了旧规范中禁止同性恋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是指监狱开始提倡同性恋，只是突出人性化管理，以更加科学的观念来看待在医学和社会学上都尚存在争议的这个问题。

    1980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Ⅲ）不再视同性恋为精神疾病，但是自我认同困难同性恋（ego—dystonic　homosexuality），指对自己同性恋取向不满意、且感到持续且明显的困扰者，仍归属于心性疾病（psychosexual　disorder）的一种。2001年4 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剔出，实现了同性恋中国非病理化，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之《国际疾病分类》（ICD—9），亦特别注明“同性恋”已被取消，但是“自我认同困难同性恋”仍列入疾病项目中。无论医学上如何定性，同性恋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上对同性恋的关注，不仅是性选择的违背常伦，更多的是因此而带来的艾滋病感染、偏执的畸恋等社会问题，监狱也是如此，如果说真性同性恋和双性同性恋在染色体形成的时候就注定了，难以矫正――也不一定有矫正的必要，那么假性同性恋则是典型的在自由刑背景下所形成的监狱人格的副产品，这是不正常的――我们改造罪犯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使得罪犯能够回到社会。所以，在监管实践中，基于监狱这种相对敏感的环境以及女性相对敏感的性格等因素的考虑，对女犯监狱中的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并探索有效的矫治途径，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1、从卫生角度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已在监狱中发现了艾滋病，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一些罪犯患有某些种疾病，如乙肝、丙肝、梅毒和结核等，同时也是传染源。由于监狱人群的密集度较大，即使通过入监体检和不定期体检，基本上都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隔离，但仍不能绝对保证可以杜绝任何传染病及疫病，加之涉毒犯和有卖淫史女犯的增多，女性特有的生理构造以及一些妇科疾病的传染性等都决定了任何不洁、过密的接触都可能导致疾病的传播；

    2、从个体改造方面来说，女犯同性恋比较明显的表现便是感情脆弱，情绪波动大。感情好的时候她们互相关怀入微，缠缠绵绵，但如果因为被管教干警发现而拆散的话，第一反应便会以谈心的名义找管教干警，伪装成被其他犯人流言所伤害的样子，企图掩盖事实，取得干警的同情，如果没有得逞的话，就会感觉感情突然缺位，日思夜想，精神萎靡不振；或者因为感情破裂或有第三者介入的话，她的嫉妒心理比起异性恋之间的嫉妒可能会更为过、更加偏执，心理受不得半点委屈，容易发生争吵、打架、自伤自残甚至于自杀。

    3、在监管秩序方面，近年因为同性恋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危害监管安全的行为，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比如，对同性恋的感情百般利用，骗吃骗喝，骗取产量或获得改造生活中的某些便利，甚至在监狱中形成了特定的群体――只要给好处，让其扮男性角色就扮男性，让其扮女性角色就扮女性；有新犯下队时，有的老犯便对引起她们注意的新犯展开所谓的“追求”，传递情书、嘘寒问暖或物质诱惑等，这样，要么如意地找到新的“拉扯”对象，要么利用新犯自我保护意识差进行无休止地骚扰，要么利用自身已有的人脉优势进行恐吓勒索或欺压，由此引起打架斗殴或其它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

    就笔者近两年的观察、实践和针对性的个别谈话，结合以前有关同性恋的研究来看，女犯同性恋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首先，狱内同性恋人数大大增加。在不排除有真性同性恋的前提下，有相当数量的女犯在异性爱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转为在同性上得到满足；第二，女犯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有明显的转变，大部分女犯都有过性经历，觉得到性需求是正常的生理需求，有的对同性恋的认识不很清楚，觉得她们只是友情，也有的知道是同性恋但只要不触及自己，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此外的少部分人则趋之若鹜；第三，女犯同性恋的反改造性更大，有的隐蔽性非常强，用友情做掩护，企图混淆视听，有的无论情势如何都能矢口否认，有个别恶习深者甚至毫不知耻，我行我素。比较极端的就是我狱90年代曾发生过的一起因为同性恋一方提出分手，另一方情绪失落，趁监管干警不备跳楼自杀未遂，落下终身残疾的事件。其他的则多是打架斗殴暴力事件。有一对同性恋女犯谭某（抢劫，五年）和吴某（抢劫，十三年），干警将她们拆散后，谭某居然利用中午吃饭之机，偷偷跑到吴某监舍，将蚊帐拉上后发生性行为。干警对此进行处理时，两人拒绝承认，面对与其对质的同监舍罪犯，还能反问“你看到我们在干什么了吗？”，对干警的扣分处理也不以为然，直到后来该两名罪犯产生了矛盾，谭某对吴某大打出手，吴某向干警交了一封谭某纠缠她的信件，其中的淫秽语句不堪入目，谭某才低头认错。

二、       女犯同性恋的形成原因

    刘临达、鲁龙光在《中国同性恋研究》一书中，有数据显示，在押的同性恋者中，就“同性恋产生的原因”回答的有７６人次，认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受家庭遗传的有８人次，占１０．５％；幼年受恶性心理刺激的有２人次，占２．６％；是模仿行为的有２人次，占２．６％；有人教的有１０人次，占１３．２％；幼时经常和异性孩子在一起的有３人次，占３．９％；由于职业影响的有５人次，占６．６％；受影视、书刊影响的有６人次，占７．９％；从金钱出发的有２人次，占２．６％；因所处环境与异性难接触而以此发泄的有２２人次，占２８．９％；其他原因的有１６人次，占２１．１％，可见同性恋的形成相当程度上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当然，这种自认的原因未必正确，我们结合女犯监狱实际情况来分析女犯同性恋产生的原因：

    1、环境因素

    人和动物的同性恋或双性恋并不仅仅是基因表达、性腺分泌性激素和性激素代谢的结果，环境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关在动物园笼子内的金翅雀如果雄雀的比例太少，雌雀的同性恋现象就会增多，但如果把它们都放到大自然中去，这种现象又会减少。监狱环境单调而封闭，这种环境对于原来生活在社会上的人来说，原来所存在的社会认同感消失，生活状态发生剧烈变化。人，是社会性的人，对周围的人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意识。监狱中的女犯与家庭和社会隔离，失去人身自由，一切活动受到限制，日常接触的是同样受到法律惩罚的罪犯个体和罪犯群体，在原来社会上已行为的道德观、价值观变弱，就很有可能受监狱不良生活风气的影响，导致错误的生存理念。女犯中的同性恋者，大部分都不能按照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形成性别角色的认知，使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符合社会的特定规范。

    此外，罪犯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参差不齐，在监狱管理制度和管理水平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的时候，总有部分罪犯靠霸道、靠武力解决问题，特别是一些财产型的短刑犯，因为好逸恶劳才违法犯罪，恶习很难在短时间内矫正，认为自己不要减刑、干警又不能对她打骂体罚便胡作非为，对于那些相对弱势又不甘被欺负的罪犯来说，又个别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在狱内有个相互照应是维护自己正常生活的必要。这些友情在没有好好引导的情况下，从相互照应到彼此依赖很容易转变成彼此满足的同性恋。

    再则，就是对已存在的同性恋行为的模仿。笔者所在监区对少年犯进行了集中关押，而少年犯中因为“拉扯”而滋生的打群架现象比较常见，虽然大部分没有性行为，但是相处方式、感情的狭隘较之成年犯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成年犯的模仿，并以之为荣。

    2、 个体生理因素

    性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发泄。女犯在长期的监禁中，压抑的环境往往会导致荷尔蒙失调，性欲求得不到满足，又无人对其进行科学的引导和转移教育，就很有可能变成同性恋。

    3、个体精神因素

    罪犯所出的监狱环境封闭而单一，管教干部和罪犯之间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同时，在她们的改造过程中，与家庭和社会隔离，没有亲情和爱情，失去人身自由一切活动受到限制，整天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之中，消极颓废的心态都有可能出现，感情的缺位让她们更多的是会寻求同犯之间的情感慰藉，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受她犯的暗示和摆布，通过同性恋使自己的感情有所寄托。在女犯中，这种感情占据了她们头脑的大部分，就会让她们缺乏理性意志，不能从现实出发来控制自己的情感，有的即使开始是正常的友情，也可能因为一方或双方的原因，转变成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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