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很普及的说法是，年轻时牺牲健康去挣取金钱，年老时再用金钱购买健康。在70年代青年人身上，这种说法已经不准确了。面对70年代人三成得胃癌、肝病、白血病等致命疾病的报告(《青年时报》1月30日)，这种说法似乎应该修正为，年轻时牺牲健康去挣取金钱，但他们没有买回健康的机会。

　　时代影响命运。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已经幸运地规避了“文革”的劫难，至少躲过了自然灾害的苦难年月。高考制度的恢复，让他们的父母看到了望子成龙的曙光，沉甸甸的书包里装满了父母一度失落的梦想。70年代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民族生命力的勃发见证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并很快被推上世纪之交的历史舞台。

　　但是，这个群体步入社会的时候，已经没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庇阴，“好的市场经济”也远未建立。他们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生存困境。从名义上看，他们不能再靠父母、靠金钱、靠关系去找一份好工作，但靠父母、靠金钱、靠关系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潜规则，依然有顽强的影响力。他们既要把工作做得特别出色，又不得不挖空心思去找寻支撑未来的背景，包括利用既有的关系和谋划新的人际关系，以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

　　70年代人已经不再是单位人，而是社会人。他们不会炫耀自己的单位如何如何好，因为明白自己仅仅只是单位的一个寄存者，甚至所谓的单位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可以毅然离开自己不满意的单位背起行囊南北闯荡，但他们知道，如果稍有懈怠，自己也会被扫地出门。这种生存状态可能会带来成就感，但无论成功与否，都会伴随着强烈的不稳定感、不安全感、紧迫感、危机感和焦灼感。

　　改革开放的中国犹如解冻的河流，气喘吁吁的70年代人被裹挟在最激烈的漩涡中。他们比前辈人有更多的创业机会，却不得不付出更昂贵的创业成本。论资排辈，进入公司高级管理层，谋得显赫官位，评上高级职称，都还轮不上70年代人；但他们必须是业务骨干，因为一个人到了30多岁还没能得到赏识和承认，几乎预证了人生的失败。

　　70年代人多半已经错过福利分房的末班车。面对疯长的房价，他们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如果不愿意倾其所有并到银行去办按揭，拥有一个蜗居可以说是痴心妄想。他们按时把工资交给银行，老老实实当了房奴。

　　没有60年代人的沉稳和淡定，也没有80年代人的激情和张扬，70年代人的父母多半已经衰老，床前尽孝成了必修的功课；他们的儿女多半已经入学，累散架后还不得不打起精神辅导作业，甚至为找到好学校和好老师伤透脑筋。岁月在不知不觉中匆匆流转，昔日称他们为“叔叔”的80年代人正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并以低年龄和高学历的优势，很快成为强硬的竞争对手。

　　遭遇前后夹击的70年代人不是没有突围，而是空前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他们的突围比其他年代的人群更艰苦，却更难引人注意。他们以集体亚健康的症候，以被压抑的青春和被摧残的生命，不仅向自己，也向社会发出了疑问：社会的发展，该不该以个人的幸福和健康为代价？